人力资源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是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比重持续降低的背景下，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就显得尤为重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2020—2035 年，“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奋斗目标，而创新的根本在人才，高水平的人力资源是助力国家发展目标实现的有力支撑。未来我国人力资源总量的发展潜力如何，相对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如何，各级教育如何有效地促进人力资源发展，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人力资源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是各国战略资源的重要构成要素。根据《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界定，人力资源通常指在劳动年龄范围内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即已参加或可能参加劳动的人。研究者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定社会组织范围内人口总量中所蕴含的劳动能力的总和，既体现为劳动人口的数量，也受劳动人口素质的影响，因此人力资源总量的评价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
我国通常将 16～59 岁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数可以作为我国人力资源数量的代表。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自 2012 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呈现降低趋势。而人口受教育水平被认为是衡量人力资源质量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例如，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工人劳动生产率也更高，因为他们通常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以及更好的身体素质；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一个国家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可以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技术创新能力，以及技术追赶和技术扩散的速度。未来我国应该通过提高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减轻人口红利消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指某一人口群体人均接受学历教育（包括成人学历教育，但不包括各种非学历培训）的年数，是反映人口受教育水平的综合性指标。研究表明，人口受教育年限与个人劳动生产率、工资提高以及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联系，随着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会有所减弱。多个国际组织的年度报告中也采用了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测算人类发展指数时，将 2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其教育维度的两个核心指标之一。因此，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作为反映人力资源质量的代表性指标。劳动年龄人口数是人力资源数量的代表，而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人力资源质量的代表，因此本研究中将人力资源总量计量为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既反映人力资源的数量，也体现人力资源的质量，这一计量方法在以往研究中经常被采用。
分析现有研究可以发现，目前还没有研究系统探讨 2020—2035 年我国人力资源发展潜力如何，教育如何在促进人力资源增长中发挥积极作用，各级教育承担的贡献大小如何变化，特别是还没有研究在分析劳动年龄人口变化时充分考虑教育因素对劳动者学历提升的作用。本研究将在人口预测模型的基础上，纳入教育参数，构建教育人口预测模型，一方面可以分析未来人口数量结构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可以对人口的学历分布进行预测，从而考察未来 15 年我国人力资源的发展潜力，为科学布局我国人力资源发展规划和教育发展规划提供参考。 选取模型的基期数据和参数设置依据的数据。只有普查年份才能得到人口全面的分年龄、分性别、分学历数据，从而可以系统考察人口的规模结构和学历结构。自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我国基本每十年开展一次大普查，五年间隔开展一次 1%的人口抽样，其他年份为 1‰的人口抽样，因此人口预测通常以普查年份作为预测基期，并结合 1%抽样数据对预测结果适当校正。目前，最新数据为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因此本研究将2010 年全国分年龄、分性别、分学历的人口普查数据作为预测模型的起点人口数据，并参考 2015 年 1%人口抽样数据对初期预测结果进行校正。研究还需要分析预测人口未来的学历分布变化情况，因此，选取 2010 年以来的主要教育事业统计数据作为教育参数设置的依据。选取国际比较数据。本研究选取了巴罗和李教育参与数据库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以下简称经合组织国家）的相关教育参与和人口数据作为比较对象，通过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了解我国人力资源发展的相对水平，从而更好地定位未来发展方向。采用队列要素模型方法，将人口预测与各级教育的招生转移相结合构建教育人口预测模型。以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起点，结合对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历史趋势的分析，参考 2015 年 1%人口抽样数据，对普查年份以后的人口年龄结构及学历分布变化情况进行转移推算，从而对我国 2020—2035 年人力资源发展变化趋势进行测算。将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分年龄、分性别和分学历的起点人口数据，结合教育事业统计中各级教育在校生年龄分布，进一步细分为不同教育状态（含年级）人口，作为教育人口预测模型的基年数据。（见图 1）人口的教育状态分布情况将随人口的年龄增长、生存分析和不同教育状态间的转移进行移算，从而得到未来预测年份人口的分年龄分学历数据。其中普通教育部分根据教育事业统计数据的发展变化趋势构建各个状态（含年级）间的转移率矩阵，成人、网络、自考等非普通学历教育则主要根据发展趋势将毕业生（发生学历变化的部分）在不在校人群中进行学历移算。人口预测采用队列要素法，模型设计以PADIS-INT 人口预测软件为基础。主要输入参数有预期寿命、生育模式、总和生育率和出生性别比。其中，预期寿命历史年份采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未来年份在历史趋势分析的基础上，参考国务院 2017 年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 年）》（国发〔2016〕87 号）的目标进行设定，2035 年男、女预期寿命分别设置为 76.68 年和 82.54 年；生育模式采用六普年龄别生育率；总和生育率2011—2018 年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数进行推算，2019—2035 年参考近三年历史趋势、人口政策效应、专家观点和《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 年）》设在 1.63～1.75之间；出生性别比 2011—2018 年采用《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公布数据，未来年份参考《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 年）》，2020 年设为 111.5，2035 年设为 107。
接受普通教育人口的教育状态变化主要通过在校生在各级教育中的升学转移产生，根据历史数据构建各级教育的在校生状态转移率矩阵。采用下面公式：其中，tPg 为 t 年（t 的起始年份为 2010 年）状态为 g 年级的在校生转移到下一个状态g＋1 年级的转移率；t ＋ 1Zg ＋ 1为 t＋1 年状态为g＋1 年级的在校生；tZg为 t年状态为 g 年级在校生数。该公式既用于同一级教育中年级间的转移，也用于跨教育级别的升学转移，年级间转移率主要基于在校生年级间历史升级规律测算，不同教育级别的升学转移则主要依据各级教育招生数和升学率变化趋势测算。2011—2018 年根据当年实际教育事业统计数据设定参数值，2019—2035 年则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设定参数。
每年各级教育中由前一级教育转入的招生数（普通教育）或受教育程度发生提升的毕业生数（成人等其他学历教育）记入当年的学历变化人口，即在完成人口生存分析等基础上，将发生学历变化的人口在前一级教育状态人口中减去并在新一级教育状态人口中加入。例如，基于 2011 年的高中阶段招生数设置，测算 2011 年人口学历分布，需要在 2010年初中学历人口中减去相应人口数，并在2011 年高中学历人口中加入相应人口数。同时，从 2010 年到 2011 年，原队列的所有人口年龄增加 1 岁，形成新的人口队列的年龄与学历分布。在对各级教育招生、在校、毕业等学生历史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设置各学段在校生的转移率矩阵参数，因为学前教育不计入人口的受教育年数，因此模型只考虑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主要设置高中低三套方案。
义务教育：我国义务教育已经全面普及且受法律保护，因此其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主要由适龄人口数决定，根据 2010—2018年义务教育分年级在校生历史数据，构建义务教育在校生状态转移率矩阵，不设高中低方案。
高中阶段教育：我国高中阶段教育进入普及攻坚阶段，2018 年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到 95.2%，根据初中升学率历史变化趋势，设置高中阶段招生参数，2010—2018 年采用历史数据，2019—2035 年根据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历史趋势外推，将 2035 年初中升学率提升到 98%作为中方案，减少和增加 1 个百分点分别作为低方案和高方案。
高等教育：我国高等教育正逐渐实现向普及化的迈进，近年来普通本专科招生数均呈现增长趋势，根据当前人口受教育水平划分标准，普通本专科以招生数作为输入参数，成人等非普通高等教育以毕业生数作为输入参数，研究生阶段学历变化不影响高等教育学历人口规模，暂不考虑。通过对各类型学生历史数据的分析设置相关参数，低方案和高 方 案 分 别 在 中 方 案 基 础 上 降 低 和 增 加10%。（见表 1） 普通高等教育发展需要平稳有序推进，发展过快会影响高等教育质量，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匹配。在当前提倡终身学习、加快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进程中，更大程度上鼓励成人参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将有助于进一步改善我国人力资源存量的质量，提升高等教育资源利用率。
在上述中方案的基础上，分别设置成人非普通本专科毕业生增加 20%、30%和 50%三套参数，分别作为方案一、方案二和方案三，分析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发展对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的影响，因毕业生数的增加原则上至少需要 3 年时间，因此设定自 2022 年开始增加相应比例。
（四）各级教育对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增长贡献量的评价
根据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算法可知在当前学制与算法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为16 年，包含小学 6 年、初中 3 年、高中 3 年和高等教育 4 年，若各级教育全面普及，理论上所有人都可完成各级教育从而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 16 年。实际各级教育均未在人口中实现全面普及，因此某组人口平均接受过各级教育的年数低于其理想值，例如，若某组人口只有一半人完成了小学教育（含受教育水平为小学以上的人口）则该组人口平均接受了 3 年小学教育。随着各级教育普及，人口平均接受过各级教育的年数将不断趋向理论最大值，从而将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最大值。因此，可将某组人口平均接受某级教育年数的增长量占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整体增长量的比例作为该级教育对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的贡献率。例如根据第三、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1982 年到 1990 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5.84 年增长到 7.0 年，增长 1.16 年，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接受小学教育的年数由 4.28 年增长到 5.04年，增长 0.76 年，占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量的 65.4%，因此小学教育对这一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的贡献率为65.4%。本研究采用该方法评价未来各级教育对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增长的贡献比例。
（一）人力资源变化趋势及不同方案下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比较
由表 2、图 2 可见，2020—2035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呈现降低趋势，但由于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持续提高，人力资源总量仍呈增长趋势，但增速趋缓，而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仍增速平稳。不同方案结果比较发现，即使低方案，2020 年我国 16～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仍可达 10.82 年，可如期实现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 10.8 年的规划目标；到 2030 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超过 12 年，可提前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主要人力资源规划目标，到2035 年则有望达到 12.81 年；若有更多成人参与学历继续教育，则在普通教育规模变化趋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还可进一步提高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到 2035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比例接近 70%，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 50%。（见表 2、表 3）
（二）不同年龄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差异及与经合组织国家的比较
基于中方案结果，比较我国不同年龄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差异，及相对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差距与追赶。结果表明，我国青年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具有明显的后发比较优势，整体低年龄组人口受教育水平优于高年龄组人口，2010 年模型预测的起点年份15～24 岁年龄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即已超过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到 2035 年我国15～64 岁年龄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2.39 年）也将实现对经合组织国家均值（12.22 年）的赶超；相对经合组织国家群体，我国还表现出人力资源总量优势，2020 年我国人力资源总量即与经合组织国家总体的人力资源总量基本相当。（见表 4、表 5）
（三）各级教育对 16～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的贡献
通过对历史人口普查数据和预测数据的分析发现，2010 年以前义务教育在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中发挥主要作用，而 2020—2035 年高等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越来越发挥主导作用，2020—2030 年，高等教育的贡献率将超过 50%，2030—2035 年则达到53.2% ，高 中 阶 段 教 育 的 贡 献 率 也 将 超 过35%，而劳动年龄人口接受过小学和初中阶段教育的平均年数越来越接近理论最大值，对受教育水平提升的拉动作用将越来越小。（见表 6）
目前，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已经基本普及，高等教育的规模增长也宜适度推进。未来一定时期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进一步提升可以考虑更大程度发挥成人学历教育的作用。按照各级教育现有发展趋势和规模，普通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对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贡献中的比重将可能进一步提高，2030—2035 年高等教育贡献中接近 70%来自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在贡献中的比例不足 1/3。若保持普通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适度提高成人学历教育的参与和完成率，不仅可提升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也可提高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在高等教育贡献中所占的比例。（见表 7）
当前，我国已实现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迈进。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明显增加，到2035 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有望达到 12.81 年，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有望超过50%，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接近 70%，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将实现对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追赶，人力资源的高质量发展将助力我国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跨越以及国家未来发展目标的实现。同时，也要注意到未来我国人力资源发展面临的挑战，劳动年龄人口呈下行趋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发展加速，在这一背景下，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必须立足于发展教育以提高人口质量。
（一）2020—2035 年我国人力资源总量仍具有良好的增长潜力，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以持续保持增长的比较优势
本研究基于人口和教育数据采用队列要素法建构了教育人口预测模型，对人口年龄分布及学历分布情况进行预测分析，结果表明，2020—2035 年我国 16～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呈现负增长，由 2020 年的 9.04 亿人降低到2035 年的 8.02 亿人，同期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则持续提升，由于人口受教育水平因素的拉动效应，我国人力资源总量仍表现为增长趋势，但增速趋缓。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1982 年不足小学水平（5.84 年）提升到2010 年约高中一年级水平（9.66 年），人力资源总量也增长了近 1.66 倍，体现了我国教育发展的具大成就，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取得的重大进展；而 2020—2035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将有望提升到约大学一年级水平（12.81 年），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成就。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升速度高于同期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到 2035 年，逐渐实现由 15～24 岁青年初期人口受教育水平比较优势扩展到劳动年龄人口总体比较优势，实现对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赶超。
我国长期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逐渐实现了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迈向全面普及与普及化。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将建设教育强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重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作用，将教育作为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必将进一步助力我国人力资源质量的提升，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与经合组织国家相比还有明显差距，追赶仍然是今后一定时期内的必然选择。
（二）教育是我国未来人力资源增长的核心动力，积极推进各级教育对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的贡献
教育成为我国未来人力资源增长的核心动力。在当前生育水平条件下，一定时期内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趋势难以逆转，要保持人力资源总量的平稳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劳动者素质，即各级教育对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拉动作用。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各级教育对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的相对贡献比重逐渐由小学阶段向高等教育过渡，与我国各级教育的普及进程一致 。2020—2035 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将有超过一半贡献来自于高等教育，其次是高中阶段教育。即使到 2035 年，劳动年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平均年数（2.02 年）距离理论最大值（4 年）也还有差距，未来仍有增长空间。
分析各级教育对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作用有助于明确今后发展各级教育参与水平的着力点。要进一步提升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必须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提高教育的参与率和完成率。当前我国正加快推进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和高等教育的高水平发展，不仅致力于提升普及水平，更追求高质量、高水平发展，这样才能带来人口发展的高素质。需要注意，小学和初中阶段教育对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提升贡献率降低，但并不意味着该阶段教育不重要，义务教育阶段的平均教育年数是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该阶段的教育也是未来发展的基础，今后应努力做到不让一个人掉队，逐步实现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接受义务教育年数达到理论最大值。
（三）创新形式发展成人学历教育与培训，为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创造新的增长点
高等教育是当前和今后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提升的最大贡献来源，而其中超过60%的贡献来自普通高等教育，2030—2035 年还可能接近 70%，而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贡献占比偏低，按照当前发展趋势，还可能进一步降低。而学界对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还存有争议，例如认为扩招影响高等教育质量、增加就业压力等。研究者认为，高等教育发展既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又要符合自身发展规律，应制定适度规划。本研究模型中也采用了相对保守的参数设置。与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呈现出的持续增长趋势不同，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生数则呈现波动变化，增速降低，甚至连续出现负增长，若保持当前趋势，高等教育对人口学历提升的贡献必将更多依赖普通高等教育，可能会加大供需矛盾，非常有必要在普通高等教育之外寻求突破口。
创新形式大力发展成人学历教育及培训，多途径促进成人学历和能力提升，可作为今后一定时期内助力我国人力资源增长的有效路径选择。一是，以职业教育为抓手大力发展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既可满足更多人终身学习和学历提升的需要，也可为社会输送更多高素质高技能劳动者，缓解就业的结构性矛盾。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高职扩招 100 万的任务，并强调将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纳入招生范围，鼓励更多人接受职业教育。二是，探索学历与非学历教育的融通机制，在终身学习框架下，实现更多劳动者学历提升的梦想。当前在职培训与学习成为很多企业和个人的共同选择对劳动者职业技能和素质提升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如何体现这部分学习成果对人力资源增长的贡献，提高学习者的学习热情和培训质量，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成为值得探讨的课题。有研究者提出了一定的解决思路，例如，建立基于“学分银行”的学历与非学历教育融通机制，形成学习成果的积累、转换与认证体系，并以此思路为基础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来源|《教育研究》2019年第8期（内容有删减）
作者|崔吉芳（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信息与数据统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